而我似乎不愿意拿这种能力示人，反而更希望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有时，我会无意中非常自信地提及已知历史范围之外、黑暗时代的一些具体事件——当我看到他们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时，我便赶紧打圆场，说这些事不过是说笑而已。有两三次，我还不经意地谈到了未来，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不过，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很快消失了，但有的医生认为，这种举动之所以消失，不是因为这种举动背后的奇怪知识渐渐消失，而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小心了。其实，我就像从其他遥远国度来的勤奋游学者，仍在贪婪地学习我身边这个时代的说话、习惯和观点。 一经允许，我便经常去大学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没多久，我又开始临时制定了一些旅行计划，到欧洲和美国各大学去听一些专业课程，但这样的举动在此后几年里也招来不少非议。我从来没有与学术界切断联系，因为我当时的情况许多心理学家基本上都知道。在课堂上，我被当作继发性人格异常160的典型案例，但有时候我会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症状，流露出某种精心掩盖的嘲讽神情，这让站在讲台上的人困惑不解。 但说到知根知底的朋友，我真没有交几个。不论见到谁，我的一言一行总会让对方产生一种朦胧的厌恶感和恐惧感，就好像我的精神根本不健康一样。这种隐约而又可恶的恐惧感，在我和对方之间产生了挥之不去而又难以逾越的鸿沟。我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莫名其妙地醒来的那一刻起，我妻子就一直用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简直就是附在她丈夫身上的外星人。1910年，经法院判决，我们离了婚，即便在1913年我回归常态之后，她还是不愿意见我。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也是如此，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似乎能克服我的变化所造成的恐惧感和排斥感。他确实感觉到我已经形同陌路，虽然当时只有8岁，但他坚信我会康复的。当我真的康复后，他找到了我，法庭也恢复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相关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是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了。但我对自己造成的恐惧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命，他的思想、声音以及面部表情根本不属于纳撒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