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难》：“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不有，故名从众退而实从事章。”曹操杀孔融，罪名列有“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一项，故杀以示儆。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魏明帝“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明帝纪》记其诏令“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又同书《卢毓传》：“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事实上，东汉后期人们已开始讨论本、末、名、实问题了。如徐《中论·考伪》：“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又如王符《潜夫论·务本》：“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担，舍本务末则恶矣!”

正如分析汉末“以名取人”之时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源于名士集团的人物评价与帝国文官铨选的冲突。有些论者认为，名实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不少名士确实是欺世盗名，名不符实。这一论点未必中肯，反而造成了许多缠夹不清。我们认为，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本来各有其本，各有其末，各有其名，各有其实。知识分子追求论说之“巧辨”，文辞之“诡丽”，行止之“华观”，乃至交游清谈、品题月旦、互相褒贬攻诘，都属“百家争鸣”的正常文化现象，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帝国政府之选官决于士林，标准采之月旦，问题就可能由之而生。孔融文采粲然，曹丕叹为“班、扬之俦”；何晏与王弼同为玄学大师，其所开“正始之风”数百年为士林宗仰。从知识文化角度看，他们绝非名实不符。然而曹操斥孔融之“虚名”，明帝斥何晏之“浮华”，其着眼之点原大相径庭。曹魏之名实问题，本是汉末“以名取人”的继续，只不过此时士林领袖已为一群士族名士，他们的特点在于以名士资格强化其特权势位，又以特权势位保障其名士生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