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生活方式可能会给它自己树敌。古巴导弹危机这幕大戏开演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几乎都没去注意它。1962年11月初，知识界人士和无数的苏联读者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一本厚厚的文学刊物，那上面刚刚发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讲述的是一位俄罗斯农民在斯大林集中营的遭遇。在冷战的第二个十年，苏联国内战线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及公共舆论和集体认同方面，都开始有了重大的变化。它产生并教育了自己的对手。
——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日记
1958年10月
冷战并不只是大国间的又一次对抗，它还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经济规划之间的碰撞，是文化及意识形态之战。就其本身而言，大卫·考特（David Caute）认为，塑造了冷战的是，“为人们所共享、同时也饱受质疑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在全球来势迅猛的印刷品、电影、无线电和电视——当然也不能忘了数量猛增的大众剧院和音乐厅，特别是在苏联”。
最近的研究认为，当时，正如美国文化及社会的现代化开始影响其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一样，全球对抗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新”对外政策和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正发生在苏联社会迅速现代化之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现代化还只限于精英分子的小集团和军工企业，而在他去世之后，已发展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与美国竞争的需要，迫使苏联领导层不仅要促进科学技术，还要发展高等教育，并给予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精英更多的自由和权力。1928～1960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12倍，达24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也从23.3万增加到350万。后斯大林时代的统治者们想要证明：苏联模式能够造就一个幸福的社会，拥有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有创造力的人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大幅削减劳动时间和税收；他们增加了对公共住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