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这个装置[核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了一颗运行轨道经过北美上空的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是一颗没有危险的、用于和平用途的卫星，但美国分析家还是认为，同样的导弹可以携带数百万吨级的核弹。这些专家几乎立即就发出警告，说这种“在导弹上的差距”最后有可能使苏联能够以突然进攻的方式摧毁美国的战略力量。这勾起了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的黑色记忆，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在美国各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省钱建造防核辐射的掩体。儿童们要参加可怕的民防演习，学习怎样在核爆炸中用桌子保护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他回忆说，有一次演习，他还朝曼哈顿方向看了看，看看帝国大厦是否还在那儿。——赫鲁晓夫致苏联核设计人员，1961年7月
实际上，害怕受到核攻击的应该是苏联人。当时的战略军事力量对比对美国极为有利。斯蒂芬·扎洛加（Steven Zaloga）写道，苏联的战略防御力量“耗资巨大，但技术上不可靠，肯定要提前报废”。要是美国人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就没有可用来反击的战略核力量。同时，美国依靠的是“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战略。为了防止苏联人占领西欧，美国人计划用核武器对付苏联。五角大楼不仅在美国本土，还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些盟国的领土上建立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基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苏联对热核革命以及与美国的核武竞赛的反应所知甚少。有些学者认为，核武器方面的因素迫使莫斯科在冷战中采取了更加负责、更加谨慎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采取的遏制战略和他们拥有的战略优势，让苏联人在抵抗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别无选择。反复无常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抵抗。他决定打出核边缘政策（brinkmanship）这张牌，也就是在国际危机中最后用核导弹说话，来压过美国人的核优势。他的选择把苏联拖进了整个冷战中最危险的冒险活动。